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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月24日电(记者 任思雨)“老妈要是在的话，得乐开颜。”

近日，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北京巡演落幕，75岁的柯马凯推着一台空轮椅慢慢走上舞台，将一束粉白色的百合花轻轻放在轮椅中央。这是为他的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预留的“专属座位”。

面对观众，老人用一口地道“京片子”深情地说道：“我想说，我感谢我的父母把我生在中国。”

多年前，他的母亲伊莎白·柯鲁克回望百年人生时也说过相同的一句话。柯马凯与他的家族，曾亲历中国百余年来的辉煌巨变，更与中国结下了延续数代的情缘。

制图：徐洋 摄影：侯宇

扎根

如果只听声音，你很难想象眼前穿着中式服装、言语风趣的柯马凯长着一副“洋面孔”。1951年出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院，他是不折不扣“长在红旗下的洋孩子”，汉语是他的第一语言。

作为北京京西学校联合创办人，柯马凯长期活跃于中外教育文化交流和青少年教育。从他的太姥姥到孙辈，一家六代人都在中国生活、工作，并投入到中国教育事业中。

“我们家里搞教育的那有好几代了”，柯马凯笑着细数，“现在我大女儿也当了将近20年的老师，算上她、我、我父母、我姥姥姥爷，再加上我太姥姥，这已经有五六代了”。

2019年，柯马凯陪母亲伊莎白·柯鲁克走入人民大会堂，时年104岁的伊莎白，获得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词写道：“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交流、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作出杰出贡献。”

1948年，伊莎白与丈夫大卫·柯鲁克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留在南海山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新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她曾表示，一生的教学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平等的师生关系”。

对此，柯马凯也深有感触，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总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她喜欢师生一起周末去爬爬山、说说笑笑，‘没大没小’。我们那儿也有人说我是‘没大没小’。”

1957年，伊莎白·柯鲁克与学生们留影，柯马凯在母亲身前。来源：受访者供图

这份亲和与投身教育的热情，在柯马凯身上得以延续。改革开放后，为给在京外籍人士子女提供中西融合的教育环境，柯马凯1994年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北京京西学校，也是北京最早的国际学校之一。

他希望，学校既要和西方的教育模式接轨，又要让外国孩子感受到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让他们无论在中国待多久，都会怀念在这儿的经历，“跟中国人民交上朋友。”

2004年，柯马凯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设立的最高奖项。

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他还时常应邀参与教学，去中国各地转转，他有个习惯，“甭管走到哪儿，都要去当地学校转悠。”

资料图：柯马凯。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

种子

2023年8月20日，108岁的伊莎白·柯鲁克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2024年底，在中国文联党组领导下，中国曲艺家协会着手围绕伊莎白的传奇人生筹划曲艺创作。2025年9月，原创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首次上演，此后在北京的每一场演出，柯马凯都未曾缺席。

这部曲艺音诗画大量运用了伊莎白生活、工作地区的曲种，包括四川清音、湖北大鼓、京韵大鼓、陕北说书等，而在柯马凯的印象里，母亲讲的汉语本就带有“南腔北调”，这是她一生在中国走南闯北的印记。

1963年，伊莎白·柯鲁克与儿子柯鸿冈、柯马凯、柯鲁在八达岭长城合影。来源：受访者供图

1915年，伊莎白·柯鲁克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父亲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母亲曾参与创办幼儿园、小学以及盲聋哑学校。柯马凯说，自己第一次见姥姥姥爷时，发现他们说的都是一口四川话。

23岁那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伊莎白毅然选择回到中国。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农村考察。抗战期间，伊莎白的足迹遍及大后方的雅安、阿坝、璧山等地。她在璧山县的兴隆场生活了近两年，与同事一起调查居民经济生活、开办妇女识字班、创建食盐供给合作社等，参与当地乡村建设实验。

作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伊莎白深入中国农村，足迹所至，笔耕不辍，1947年，她与丈夫大卫·柯鲁克一头扎进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什里店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写出《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重要著作，为世界读懂中国革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百岁人生中，伊莎白亲历中国革命艰难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她常常对儿子柯马凯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和平取代了战争。”这份对和平的珍视，也让她选择留下来。

1949年10月1日，伊莎白受邀参加开国大典，亲眼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时，他的大儿子刚出生不久，她不得不在观礼过程中离开一会儿，到附近的住地给孩子喂奶。伊莎白叮嘱丈夫，要站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的“人民”二字下等她。

这一幕，也被音诗画《伊莎白》总导演黄宏放进了剧本台词中。在黄宏看来，伊莎白伟大的地方在于，她在研究“人”的基础上多了一个“民”，她在中国土地上，真正理解了“人民”二字。

柯马凯说，母亲总是关心着日常而具体的生活。前些年，他常载着八九十岁的“老妈”去各地农村考察，去山里看养蜂人，也为一些农村合作社提供建议和帮助。母亲喜欢跟他分享自己在多年调查中发现的各地风俗差异，“可能受她感染，我也对合作社很感兴趣，也特别喜欢到村里头去转。”

在柯马凯心中，母亲对中国怀有一种“大爱”，“这种爱绝非自上而下的那种恩施、恩赐，而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与老百姓、与各行各业的人建立真挚的情感联结。”

1980年，柯马凯一家人的全家福。来源：受访者供图

回响

从豆蔻年华到满头华发，伊莎白把自己最美丽的时光和最深的情谊留给了中国。这份“大爱”，还在延续。

1981年，66岁的伊莎白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退休，一生节俭的她，却在学院设立“柯鲁克夫妇奖学金”，旨在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

上世纪90年代，伊莎白回到璧山兴隆场(今重庆璧山大兴镇)，补充收集有关近半个世纪前在那里收集的人类学资料，并和合作伙伴柯临清一起设立了“伊·柯基金”，先后资助贫困学生近20人，时间长达10余年。

她不要求受资助的孩子拿到最高分，只关心他们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以及身心是否健康。每年春节，她都会给孩子们寄去亲手制作的贺卡，上面写着对他们的鼓励。

资料图：伊莎白·柯鲁克。中新社记者 陈钢 摄

2012年，伊莎白·柯鲁克先后出版了《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和英文学术著作《Prosperity’s Predicament》(译作《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

2020年，伊莎白把关于兴隆场的全部资料无偿捐出。在她去世后，儿子柯马凯也继续履行母亲生前的承诺：将母亲著作所得稿费全部捐赠给璧山的教育事业。

“父母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们认为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本身有一种满足感。”柯马凯曾说，父母“疏财”而不是“积累”，这份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他。

成年后，柯马凯也一度到英美学习工作十几年，但最终仍选择回到中国投身教育工作。他觉得，是家人启发了自己，给了自己办学的勇气和信心。

柯马凯在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演出中发言。来源：中国曲艺家协会。

这些年，柯马凯也常常沿着母亲的足迹，重访她曾生活调查过的乡村，真切触摸何为“翻天覆地的变化”。2024年，柯马凯重返璧山，他动情地说：“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追寻母亲的记忆，更是为了见证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

2019年，104岁的伊莎白曾回到什里店村，给当地学校捐款捐物。如今，柯马凯仍与当地村民保持着联系，让这份跨越数十年的情谊继续流淌。

幕布合上，大型曲艺音诗画《伊莎白》的巡演告一段落，这个国际家庭跨越百年的中国故事，还将由柯马凯和他的家人，接着讲下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