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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法国已难主导中欧关系，一股新势力成破局关键）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从全球大国博弈的角度，今天的欧洲面临俄罗斯和美国的威胁，中国则面临着实现民族复兴最大的障碍：美国的遏制。因此从正常的地缘政治规律来看，中欧必然走近。

然而，尽管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其亲俄、发动关税战、支持欧洲“极右”政党等措施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安全、经济、团结和价值观，但中欧关系却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应的改善。相反，各种冲突不减反升，特别是2025年下半年就发生了三起相当罕见的事件：

一是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的访华之行一度取消。此前，他多次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两国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在1995年，而且也和台湾问题有关：当时德国向台湾地区出售军舰，严重侵犯中国核心利益。

二是荷兰政府首度使用冷战时的法律（1952年制订），以“国家安全”为由，无视国际经济基本规则，以该国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行接管了中国企业安世半导体。和平时期以这种极端方式对待一家外国企业可谓空前。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和西方互相接管对方企业是因为战争原因。即便是委内瑞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搞国有化也只是强行收购美国企业而已。由此可见此事件的恶劣。

三是欧洲议会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允许萧美琴等“台独”头面人物进入欧洲议会大楼出席年会并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为此中国驻欧洲代表团连用四个严重表达抗议：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冲击中欧政治互信。如此严重的后果，欧洲却一意孤行。

以上三起事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欧洲在和中国对抗方面，竟然走得比美国更远，大有中欧关系中美化的苗头。

2025年7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举行会晤

中欧关系面临挑战的原因

中欧关系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

第一是欧洲对美国的依赖。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中美关系。历史上看，中欧关系就取决于中美关系。尼克松访华之后，中欧才建交。冷战结束后，中美盟友关系不再，中欧关系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冲突不断增多。2017年起美国放弃对华接触政策改为全面遏制，在这个背景下，欧洲虽没有完全跟随，但也基本随之起舞。

二是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又大幅空前强化。从安全、科技到能源，无不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欧洲还能够和美国对打关税战，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则一枪未发就完全接受了不平等的贸易协定。问题在于，当欧洲面对特朗普的美国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时，中国这张“牌”、中国对欧洲的战略平衡价值也就等于零。相反，欧洲为了迎合美国、拉住美国，会变本加厉地对待中国。这就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并未对中欧关系带来红利的原因。

第二是欧洲对中国本身的认知发生了质的变化。

2019年3月，欧盟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首次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此时克里米亚事件已经发生，特朗普已经执政，欧洲面临俄、美两大国的挑战。从正常的地缘政治逻辑来说，欧洲此时应该和中国联手应对。但欧洲却反其道而行之。

归根结底，欧洲认为中国在治理模式、经济体系和发展道路方面，不仅向世界提供了另一个选择，还在全球范围内挑战了欧盟的利益、价值观和影响力。至于俄罗斯和美国，只是在某一方面威胁到欧洲而已。近期发生的三大严重事件也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此后六年的发展也陆续证明，欧盟确实不是仅仅提出一个概念，而是切身力行地这样对待中国。后来发生的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只不过加快和强化了这个趋势，它们并不是因，只不过是催化剂。

欧盟旗帜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大厦外飘扬 资料图：新华社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引发了第三个本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而且是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台湾问题，并成为当下中欧关系的第三个决定性因素。

本来，欧洲和美国不同，和台湾问题没有历史纠葛。现在的欧洲也不再争霸，台湾对它而言并无战略利益。更何况距离如此遥远，欧洲即使想介入也缺乏手段。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欧之间的议题里并不存在台湾问题。

但近几年来，欧洲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台海局势。其议员层级、政府层级的涉台交流、议会通过的法案数量大幅上升。2024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涉及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议案，再度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直至最新发生“台独”分子萧美琴进入欧洲议会并发表演讲的高度挑衅事件。

因为在今天的欧洲眼里，台湾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能够展示欧洲对美国的配合，对美国显示自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作为“系统性对手”的中国，欧洲打台湾牌、阻挠中国统一就是最直接最廉价的打压手段。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欧洲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已经进入倒计时。它们不想“重蹈俄乌冲突的覆辙”：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太大，冲突发生后承受了重大损失。所以，它不仅要预防冲突发生，还要考虑冲突发生后的应对。于是在这个背景下，欧洲不仅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加大，同时还要追求摆脱对中国在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等方面的依赖，荷兰半导体事件就是这个背景下的政策产物，实质是为欧洲所臆想的双方“摊牌”作准备。

台湾问题是纯粹的中国内政，大陆方面也一再声明“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相对照的是，在欧洲和中东都爆发了战争，但台海两岸一直维持和平。这都可证明中国大陆对和平统一的追求。但欧洲就是由于前两大原因而作出这样的战略反应。

戴高乐主义为何无法推动中欧关系

尽管中欧关系困难重重，但中法关系却相对良好。特别是2025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访华凸显了中法关系的战略性和特殊性。按说，法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和发动机，对欧盟的外交政策有着巨大影响，但何以却在中欧关系上发挥不了作用？原因在于：戴高乐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失去了空间。

自戴高乐将军开创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历届法国领导人不管政治立场为何，都以独立自主、在大国间发挥平衡作用的戴高乐主义作为外交指针。因为法国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要想维持世界大国地位，这是唯一的选择。

1963年10月，中法建交前夕，周恩来总理同法国前总理、戴高乐总统特使埃德加·富尔会谈 资料图

马克龙总统也不例外。2017年担任总统后仅两周，他就邀请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访问法国，并在历史文化地标凡尔赛宫接待他。而且，当时恰逢推动俄罗斯近代化、有“祖国之父”之称的彼得大帝访问法国三百周年。可谓给足了俄罗斯面子。要知道，这次访问的背景正值克里米亚事件已经发生三年，俄罗斯也军事卷入叙利亚局势，正在和美国对抗，欧美则在大力制裁俄罗斯。这一典型的戴高乐主义风格的外交安排，恰恰体现了马克龙要展现法国的独立自主、在俄美对抗中发挥平衡作用的特点。

不仅如此，半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1月8日马克龙出访中国，并声称要每年访问一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到三个多月之后他才访问了西方的“龙头老大”——美国。这一安排显示了法国历史悠久的外交智慧：当时中、俄都在和美国进行激烈博弈，也都需要法国，自然对法国热情有加、配合有加。马克龙在接待普京和出访中国中积累了足够的国际筹码之后，才去访问盟国美国。于是，马克龙成为特朗普执政后首位受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领导人。这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总统在任期第一年内发出国事访问邀请的惯例。而且当时还恰逢美法建立外交关系240周年。

作为法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总统，马克龙虽然是政治新手，但凭借戴高乐主义外交的组合拳，在执政之初就为法国赢得庞大的外交利益，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到今天，马克龙的执政已接近尾声，回顾这近十年的表现，却不得不说，马克龙在外交上不但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收获，反而屡遭重大挫折，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升反降。

一是2022年俄乌全面冲突爆发，法俄特殊关系终结。法国对俄罗斯所有的外交投入和影响力全部丧失，失去了维持其国际力量和地位的极其重要的一张牌。

二是和美国的关系疏远且一再发生冲突。特朗普两个任期，法美在全球化、自由贸易、气候保护、民主价值观、中东事务等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法国多次尝试在上述领域影响美国的政策，但都以失败告终。拜登时期表面上主张大西洋主义，但在核心利益上却无视欧洲，甚至借遏制中国的机会直接损害法国的战略利益。

拜登时期不顾欧洲的强烈反对，推出美国优先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马克龙随后试图借国事访问之机进行游说，却铩羽而归。

更令法国无法接受的是，美国借成立“奥库斯”联盟抢走法国和澳大利亚之间高达六百亿美元的潜艇订单。独立的军事研发能力向来是法国奉行战略独立的基础，但由于法国国内市场所限，无法承受庞大的研发成本，为此不得不依赖国际军售市场。因此，对外军售问题对法国而言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还事关其战略独立地位。力图一统西方的美国借此机会下手，自然是稳、准、狠。

2021年，马克龙与拜登对话中 资料图：美联社

三是和非洲的关系严重倒退。非洲是法国大国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支柱。马克龙在第一任期就职仅五天后就出访非洲，这也是他第一个离欧访问的目的地。但到今天为止，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已大幅下降。特别是法国不得不从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塞内加尔、科特迪瓦、乍得等地撤军。法国在非洲的存在并不是经济领域，主要是在安全领域，即大量的军事存在。法军的撤出标志着法国影响力在非洲的式微。

相对而言，法国和中国的关系最为良好，中国也是法国在大国中唯一没有发生重大冲突的国家。但失去了俄罗斯牌以及法美关系倒退之后，经济总量仅是中国六分之一的法国也难以扮演世界大国的角色。它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下滑。法国想打中国牌的难度非常高，这同样也影响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应该说，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并非戴高乐主义和马克龙之罪，关键是时势造英雄，当下的形势已经没有了戴高乐主义发挥作用的空间。

第一，今天的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全球权力也在向亚太转移。对于美国而言，从维持霸主地位到追求经济利益，亚太的重要性已经高于欧洲。

第二，中美博弈不同于美苏冷战。具体说来，一是双方不是集团对抗；二是中国不输出意识形态，同美方只是利益之争；三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第一大经济伙伴。中美即便在进行战略对抗的同时，还在多领域开展合作。这导致法国丧失了唯一性，它无法在各大国间再度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

第三，法国被欧盟所绑架。

法国积极推动建立欧盟的初衷是弥补自身的中等国力短板，以整个欧洲的代言人身份参与国际竞争，捍卫自己的大国地位。但欧盟的迅速扩大和两德统一，导致法国日益难以主导欧洲的外交政策，甚至被欧洲的团结之名所绑架。比如俄乌冲突爆发后，法国远离战场，对它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而且历史上多数时期，俄罗斯都和法国结成了盟友。

2025年12月19日，欧盟关于动用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宣告破产，马克龙在会后发表讲话 视频截图

从法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维持同俄罗斯的稳定良好关系符合它的战略利益。但靠近冲突的中东欧国家则倍感威胁，不仅强烈支持乌克兰，还一边倒地倒向美国。法国如果坚持自己的外交政策，则将冒着令欧盟解体的风险。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尽管马克龙奉行戴高乐主义，但却无法取得戴高乐将军当年的外交成就。这除了个人能力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内外部形势完全不同：今天法国的自身实力难以支撑这样的外交策略，外部环境也缺乏戴高乐主义发挥的空间。所以在中欧关系面临重重挑战的今天，法国难有作为。这和戴高乐时期同中国建交引发欧洲、全球许多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效果完全不同。

中欧关系如何破冰？

即使面临构成了重大威胁的俄乌冲突与特朗普当选这两个本世纪最重要的黑天鹅事件，今天的欧洲也无法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甚至把中国定性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说明在现有的环境下，中欧关系难有质的突破和改变。中欧关系要想有破冰点，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欧洲自身面临的大变局。从目前欧洲的形势看，“极右”政治势力的全面崛起是最大的可能性之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极右”政治势力在西方加速全面崛起。最早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2002年法国“极右”政党领导人老勒庞（Jean-Marie Le Pen）历史性地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可谓二十一世纪的先声。直到今天，“极右”政治力量在欧盟二十七国中的九国执政、特朗普则两度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由于“极右”政治势力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民众支持，在现行西方民主体制下，整个欧盟的“极右化”已经难以避免。特别是在欧盟中最重要的法国和德国，“极右”政党的支持率都高居第一。

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的选举海报，上面有其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和乔丹·巴尔德拉的照片 资料图：路透社

“极右”政党执政能成为中欧关系破冰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一是“极右”政党认为他们的首要敌人和威胁是外来移民、主张靠多元文化主义消解民族特性的西方政治精英和放弃国家主权的全球主义者。相应地，他们执政后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国家主权、强化本民族文化特性、驱逐外来移民。

这可从特朗普执政后的表现得以印证：他大量退出国际组织，以摆脱美国承担的包袱，同时禁止非洲和中东多个国家的移民进入，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以维持白人的主导地位。同时特朗普实行单边主义，极力反对全球化。当然，他在国内打击政治反对派和不认同他的媒体等做法更是比比皆是。

在这种理念影响下，从特朗普的政策造成的具体效果来看，即便中美陷入战略博弈的结构性因素都存在，但中国眼下非但不是美国唯一的打击对象，连最重要的对象都算不上了。比如，特朗普偏向俄罗斯的立场对欧洲的安全造成很大的损害，但美国和中国目前主要开展的也是经济争端。同样是针对采购俄罗斯石油的问题，美国只制裁其准盟友印度，但却对中国停留在口头要求层面。

二是极右政党不认可西方的价值观，认为这是导致今天西方面临种种问题的根源。比如，以人权为名接纳大量难民，以自由之名任其在欧洲随意流动，以民主为名给予他们投票权，进而影响西方政治。

价值观是传统欧美政党和中国发生冲突的主要领域。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不同，无法妥协。欧美传统政党认为中国的成功已经对它们的价值观形成替代、构成挑战。这是欧洲把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的主要原因。欧洲“极右”政党执政则消除了东西方之间一个最主要而且无法妥协的冲突点。

特朗普迄今为止的两个任期中，中美双方从来没有在价值观上发生过冲突。中美对抗都只是围绕贸易战、科技战、人才战、关键原材料等领域。所以在特朗普时代，中美之间不管对抗程度多么激烈，但往往可以很快达成妥协。

三是“极右”政党都不是全球主义者，不愿意卷入全球事务中，认为代价过高又没有收益。放到国际现实中，就是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干预他国内政也是东西方之间陷入对立和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

特朗普不仅不愿意卷入外部冲突，甚至连对外援助项目都要放弃。他二次执政当天就宣布暂停所有对外援助90天，四天后干脆直接下令，立即暂停绝大多数对外援助项目。上台一个月后，特朗普就决定砍掉美国国际开发署90%的对外援助项目，国际开发署总部也被关闭——国际开发署是冷战时成立的，它以人道主义为名、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并配合美国地缘政治利益，通过附加各种条件的援助来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这其中还包括对乱港势力的支持。

这就同样可以理解，何以特朗普再次当选后，急于结束俄乌冲突，以方便美国脱身。

四是“极右”政党注重具体的利益，因此它们往往更加务实，反而能正视国内、国外存在的问题。比如移民问题和带来的各种影响，传统政党都避而不谈。对俄乌冲突，它们认为军事手段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再打也只是个财政无底洞。但欧美传统政党却要争取最后的所谓正义的胜利。

比如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岛这么小，离美国这么远；中国大陆这么强大，台湾又离大陆这么近。但这样实事求是的话，传统政党代表是说不出口的。他们只会强调所谓的民主、自身的道义诸如此类话语。特朗普则简单干脆：让台湾投资美国、台积电去设厂、强迫台湾大量采购武器。先把风险转为收益再说。

至于欧洲的“极右”政党，更是连对台湾多看一眼都不愿意。

正是由于“极右”政党的务实性，它们往往能处理好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比如匈牙利作为西方建制派眼里的“极右”政府，它能够和中国、俄罗斯、美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才是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取向。相反，今天的欧盟则和中、俄、美等大国都陷入紧张关系中。

12月底，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分为了“战争派”与“和平派”，“布鲁塞尔想要战争，但匈牙利想要和平” 《匈牙利民主报》

此外，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注重利益的欧洲“极右”政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它们同样希望以经济成功来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政治理念。

因此，如果日益获得欧洲民意支持的“极右”政党在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能上台执政，中欧关系或将迎来新的历史契机。那样的一个欧洲，可能既不会视中国为威胁，也不会在价值观上陷入对立，更不会阻挠中国的统一，而是追求合作共赢。也许到那个时候，中欧才会重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