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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1月3日电 题：如何理解“安全的发展、发展的安全”这一人权实践理念？

　　——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

　　记者 朱方芳

　　2025年末，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交流团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当地相关机构共同主办“人权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人权保障”研讨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作为与会成员，与东盟国家学者共同探讨人权发展理念和实践路径，并就“安全的发展、发展的安全”这一人权实践理念接受了“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您认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在人权保障的理念和实现路径上有何异同？

　　翟崑：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人权保障上既有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相似理念，也在具体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异。理念上，三国都倾向于从发展与安全两个维度理解人权，强调民生改善、减贫、教育、医疗等发展性权利，把社会稳定秩序与公共安全视为人权得以实现的前提，反对将人权问题高度政治化和工具化，这是共同点。

　　差异在于制度化路径与政治权利的展开方式：中国以国家主导的方式推进“以人为本的发展”，在脱贫攻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形成较强的动员能力；印尼与马来西亚则在制度设计上引入更明确的人权治理机制，两国均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承担监督、调查、教育与政策建议等功能。中国更多通过联合国与双、多边合作阐释自身人权理念；印尼、马来西亚则均参与东盟人权机制，开展相关事务的区域合作，受到《东盟人权宣言》与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制度框架影响。

　　总体而言，三国都把“安全的发展、发展的安全”视为人权实践核心，但在实现方式上有所不同，共同构成了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多样化人权保障道路的典型样本。

2025年8月5日拍摄的雅加达市区。记者 李志全 摄

　　记者：中国与大部分东盟国家都属发展中国家，您认为，中国所提出的“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对发展中国家有何现实意义？

　　翟崑：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判断。中国、东南亚乃至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长期面临贫困、基础设施不足与社会不平等等民众急难愁盼问题。这种情形下，人权从“能否活下去、活得体面”开始。如果这些最基础的条件都无法保障，“人权”就很容易停留在纸面。

　　这一主张是对《发展权利宣言》确立的“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这一理念的现实回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有助于在资源有限、矛盾突出的情境中明确优先顺序，把资源优先用到保障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上来。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发展与安全是相互支撑的。发展能够减少不安全因素，而稳定的环境又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种“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治理逻辑，构成了中国与东盟在推进区域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共同语言。

2025年8月27日，广西南宁市，参加“共享新机遇 携手向未来”——2025境外媒体看广西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参访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记者 黄艳梅 摄

　　记者：在数字时代，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人权保障上面临哪些共同的挑战和机遇？

　　翟崑：共同的挑战可归结为：新的技术环境正在改变人们“获得权利的能力”和“权利受到侵害的方式”。具体有四方面：

　　一是数字鸿沟导致发展权不均等。网络信号覆盖、设备负担能力和数字素养差异，可能使部分群体难以平等获取教育、就业、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信息，影响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能力。

　　二是虚假信息与网络操纵破坏社会安全秩序。虚假谣言、宗教煽动、族群对立内容很可能扰乱公共秩序。

　　三是个人信息泄露与网络诈骗侵害民众的财产与人身安全。数据滥用、跨境电信诈骗在东南亚地区频发，数字时代的隐私权更易遭侵犯。

　　四是算法偏见造成新的不公平，影响平等权与劳动权。算法可能在招聘、信贷等数字平台中形成结构性歧视，影响弱势群体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

　　共同挑战也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在数字人权保障上存在广泛合作空间。一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提升发展的可及性。中国可与东盟共同推进“数字丝绸之路”与人工智能赋能的普惠计划，在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5G等领域扩大投入，使边远地区民众获得更均等的发展机会。二是推广数字公共服务提升社会保障覆盖面。中国可与东盟合作探索电子政务、数字医保、线上社会救助等业务项目开发，让弱势群体更容易获得公共服务。三是加强数字安全合作能更有效保护个人权利。中国可与东盟在打击网络犯罪、治理虚假信息、保护个人数据方面加强协作，降低个人受害风险。

　　记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中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翟崑：中国在全球人权治理中，既是参与者、贡献者，也是理念与制度创新的提出者。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全球治理机制，在制度框架内提出倡议、提交决议，推动以发展促人权的国际合作，也通过北京人权论坛、南南人权论坛、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等平台，推动发展中国家就人权议题形成更具主体性的集体表达。

　　“中国人权治理方案”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范式的公共产品。它强调：人权应置于国家现代化与社会整体转型的大框架之中，重视结构性减贫、公共服务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对人权的基础性意义；同时，反对以人权为名搞地缘政治对抗和制度输出。中国试图证明：在坚持联合国框架下人权基本原则与共识的前提下，不同国家、民族、文明可以探索各具特色的人权实现方式，从而让全球人权治理从单一话语中心走向多元共存互鉴。

当地时间2024年3月14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在日内瓦举办主题边会。图为会议纪念品中国折扇，上写“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记者 德永健 摄

　　记者：您认为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蕴含何种人权理念？对人权文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翟崑：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来看，“亚洲价值观”是对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广大亚洲国家长期治理实践和区域合作经验的概括性总结。和平对应的是免于冲突和暴力的生存安全；合作与开放强调通过区域协作改善民生条件、扩大发展机会；包容强调尊重制度差异与社会文化多样性，反对戴着“有色眼镜”评判他国人权状况。

　　未来，“亚洲价值观”可能成为中国周边乃至全球南方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一项公共产品。它提供了一条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经济阶段和治理条件的路径，将人权理解为通过发展改善生活、通过安全降低脆弱性的实践过程。中国和东盟完全可以将“民众过上更好生活”作为目标，把发展与安全落实到具体政策和合作举措中，推动亚洲价值观成为区域人权保障的重要价值导向，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最终实现“人的解放”这一保障与发展人权的根本目的。(完)

　　受访者简介：

翟崑。受访者供图

　　翟崑，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东南亚、中国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全球与区域治理等。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一带一路分会、区域国别学分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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