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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佳琦

韩国成均馆大学研究生

2026年1月4日，李在明上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开启其新年第一访。

能在上任半年之后就开启访华之行，至少说明李在明对韩国国内局势已经有一定的把握。而回顾李在明政府执政的这半年，外界的直观感受往往不是某一项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推进的节奏更快、动作更连续。党内指挥与党政协同很快固定成常态化机制；军安保线则把“强军”与“可控、可追责”的要求捆在一起推进。经济民生侧依托TF专班（Task Force 专门工作组）与财政工具，先把稳预期、做体感放到前面；对外关系则在恢复沟通与控制外溢风险之间，刻意拉出推进节奏。

如果把这半年拆开看，会看到一种更稳定的工作方式：很多重点议题不再按“部门各管一摊”自然推进，而是被当作项目来处理——先把统筹架子搭起来，再把任务拆到人、拆到时间点，通过TF专班把跨部门事项变成可跟踪、可验收的推进过程。

一、半年执政动作盘点：党内—军事—经济—外交“四线并进”

党内：先把“党政—总统室”锁成一条指挥链

上任初期，政府把党政协调机制前置为“控制塔”。做法是以“高位党政协商会+总统室同桌”的形式，把执政党、内阁与总统室先固定在同一张桌上，优先统一节奏与口径，为后续预算、民生包、房地产与能源等跨部门议题减少内耗空间。

从公开行程看，7月6日首场高位党政协商会召开时，总理金民锡就明确提出“包括总统室在内的党政是一体”。

8月2日民主党选出郑清来为党首后，党内权力结构进一步向“亲李”集中，郑清来也强化了与总统“共同体”的叙事。

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党管一切”，而是分工更清楚、协同更高频：执政党负责立法与国会动员，政府负责政策设计与执行，总统室负责议程设定、跨部门对表与对外口径整合，多数议题以“同案推进”的方式并行展开，从而缩短了协调链条。

8月2日，在京畿道高阳市的韩国国际会展中，民主党举行第二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任党首。图为郑清来发表演讲 韩民族日报

军事：对内“可控可追责”，对外“制度化可验收”

军事安保这半年基本沿着两条线推进：一条是对内整饬军纪与指挥体系，先把责任链条捋清，再谈整肃与改革，把“强军”与“可控、可审计、可追责”一并推进；另一条是对外继续把同盟合作往制度化方向推，即便在对朝缓和表述并存的情况下，威慑与作战协同仍通过韩美既有机制稳步落实。

从公开报道看，12月18日前后国防部向总统的工作汇报，把文官统制、制度化控制以及军情报体系改革放在较突出的位置。改革着力点主要落在军情报与特战等敏感领域：重整权限边界与指挥链条，强化责任追踪，尽量降低情报体系被政治化调用的空间，使其更可纳入一套可控的治理链条。

对外合作方面，推进方式更接近“制度化对表”。第57次韩美安保会议（SCM）与第5次核咨商小组（NCG）以工作计划、阶段评估等方式把扩展威慑与作战协同固化为流程。同时，部分议题以“项目”形态出现，例如美军舰艇在韩维护修理（MRO）与造船维护合作的扩展，以及围绕核推进潜艇议题的跨部门协商安排。这类项目在扩展能力边界的同时，也把不扩散合规与对外敏感性管理的压力同步抬高。

经济：用“总统直控TF+财政工具”做体感，但汇率与房价仍是逆风

在经济与民生领域，李在明政府一开始就把“先稳住体感”摆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就任初期即指示成立紧急经济点检TF，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进入应对节奏——先把一个可以随时点检、随时加速的统筹框架立起来，再在框架内推动具体措施落地。

在政策工具上，政府较早动用了财政手段来稳预期、做体感。比如7月4日国会通过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31.8万亿韩元），把“民生恢复消费券”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并通过首都圈/非首都圈差异化补助、对人口减少地区追加补助等方式强调尽快执行；同时推出面向小微主体的“负担减轻”类信用额度（如定向覆盖水电气与四大保险等固定成本），释放“压住生活成本、先托住现金流”的政策信号。

不过，民生优先的效果最终能否被稳定感知，很大程度仍要看两项更硬的变量：汇率与房价。12月下旬韩元对美元偏弱波动（盘中一度接近1484.9，回落至1463.3附近震荡），外部美元走强与风险偏好变化仍可能牵制输入型物价与通胀预期；房价方面，媒体援引韩国不动产院12月25日周度动向称，全国与首都圈仍处上行区间。

换句话说，即便“民生优先”的政策组合成立，汇率与居住成本仍可能在2026年持续形成现实层面的逆风。

外交：先恢复沟通常态，用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同时控制“被卷入”风险

李在明政府的对外路线大体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推进顺序：先把外交运转拉回常态，再以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同时把风险控制放在旁边同步推进。就任后，政府很快完成与美、日、中领导人的首轮通话，先把沟通渠道打通；随后以加拿大G7相关日程作为多边场合的首次亮相，并在双边会见中反复强调贸易、投资、供应链、能源与战略产业合作，逐步把“以经济议题为主轴的首脑外交”做成固定节奏。

与此并行的是对“卷入风险”的克制处理。6月下旬决定不出席北约峰会时，总统室以中东局势不确定与国内议程等因素作出解释。无论外界如何解读，这一选择至少传递出一个倾向：政府并不否认同盟的重要性，但会尽量避免被外溢性更强的扩展议程牵引到高风险前沿。

进入下半年，外交推进更像“关键双边—多边机制—主场外交”相互嵌套：8月推动韩日首脑会谈并带动高层往来机制重启；随后举行就任后首场韩美首脑会谈，公开将贸易关税与造船、核能等战略产业合作列为高频议题；而庆州APEC周则成为主场外交的峰值窗口，围绕关键双边密集对表，并把“恢复与稳定管理”以及半岛议题沟通放在显著位置。

APEC峰会周在韩国庆州开启 图片来源：APEC官方新闻中心、韩联社

整体而言，政府一方面用经济议题组织外交议程，另一方面通过减少不必要卷入、依托机制化协作推进同盟与周边关系来压住外溢风险：韩美线更突出项目与规则的执行性，中韩线短期更可能优先落在经贸、人文交流与沟通机制上，而安全议题仍存在明显上限。

二、执政风格：强统筹、机制化推进、体感优先

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的执政方式，大体可以用三个词来抓住：强统筹、机制化推进与体感优先。它更倾向于先把党、政府与总统室的协同关系固定下来，通过高位党政协商会和持续对表把节奏统一起来，让立法、预算与行政执行尽量在同一套时间表上推进，而不是等待部门之间“自然形成合力”。

在治理手法上，这届政府的偏好很明确：先把协调框架搭起来，再推动具体议题往前走。很多事情不是一开始就去讲“叙事”或“形象”，而是先把会议机制、分工方式和交付节点定下来，让跨部门事项能够持续推进、也便于追踪结果。

这种做法在几条线上都能看到：经济领域以紧急经济点检TF开局，把物价、景气与财政工具纳入总统层面的高频点检；安保领域将核推进潜艇相关的跨部门协商安排、以及军情报体系调整等敏感议题，放进统一统筹与阶段性交付的节奏中；同盟合作则通过SCM/NCG等机制，把扩展威慑与作战协同固化为“计划—评估—验证”的流程。

总体而言，它更像先把“推进机器”装好再让政策在机器里跑：框架一旦成型，协调链条会缩短，节奏也更容易被统一，外部口径随之更集中。

从政策排序看，政府把“体感”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财政工具先行，优先稳住小商户与消费，再把中长期结构议题往后放一放。追加更正预算、消费券/返现、面向小商户固定成本的减负类信贷，以及节日物价对策等，组合起来指向同一个目标——先缓冲民众日常最直接的压力：吃穿住行的涨幅、固定支出与现金流紧张。这样做的政治含义也很直接：先把体感稳住，才能争取更长的政策窗口与更高的社会容错度。

安全议题上则呈现出一种并行推进：对朝表述更强调信任恢复与对话条件，释放缓和信号；但军备建设与同盟协同并没有跟着收缩，演训与威慑机制照计划推进，相关预算与能力建设也继续加码。整体呈现出对朝语气更缓，但威慑与能力建设仍按既定节奏推进。

对外路线更像是在同盟框架内做“能力升级”：一方面继续推进同盟合作的制度化与现代化，另一方面把提升自身政策空间的诉求嵌入这些合作安排中。比如通过OPCON验证程序、MRO造船等项目化合作，以及核潜艇相关协商路径的公开化，政府更倾向于在同盟体系内扩大能力边界与议程主动权，而不是走脱钩式的单边路线。

外交姿态上，整体思路偏向“控风险、抓节奏”。多边场合保持必要的能见度，主场APEC周集中安排关键双边，以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同时对卷入风险更高的扩展议程保持克制（如不出席北约峰会），尽量把外交运作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避免把不确定性外溢到国内议程。

作为治理工具，TF专班更像一个跨部门的“项目办公室”：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议题迅速拉到同一张桌上，缩短协调链条，尽快形成统一口径与推进节奏。它并不替代部委日常职能，而是把跨部门事项从“各自解释、层层会签”的慢流程，转为“集中会商—任务拆分—节点交付”的快流程。

需要说明的是，TF专班并非李在明政府的独创，前几任政府也都有不同形式的临时推进组织。但从运作风格看，李在明政府更倾向把它当作常用工具，用来加强统筹、提高推进效率。为便于比较文在寅、尹锡悦与李在明三届政府就任后六个月内相关组织的设立情况，并避免口径混乱，本文先做如下三类区分：

A（严口径）：组织名称明确含“TF”；

B（次严口径）：官方临时推进体（委/团/协商体等）但名称不含TF；

C（宽口径）：官方或主流媒体明确称其为“TF级别”。

以6-12月底时间段为统计窗口（基于作者整理的公开信息清单）：李在明初期合计13个专班（A=12，C=1；B=0），其中总统端5/13（38.5%）。文在寅相同时间内合计22个专班（A=9，B=13；C=0），其中总统端0/22。尹锡悦的临时推进专班合计为9个（A=6，B=3，C=0），总统端为1/9（11.1%）。

李在明初期合计13个专班 图为笔者自制

从这种统计口径出发综合各TF专班议题，可以得到一个更谨慎的比较：尹锡悦前6个月的TF更像在危机或单点议题牵引下“阶段性拉起”；文在寅与李在明则更接近于把TF当作常态化治理装置。

但两者又有形态差异：文在寅更偏“部门扩散型”的委员会铺开，强调程序性背书、覆盖面更大，但协调成本也更高；李在明则更偏“中枢设题+TF项目交付”，其中五个总统直属TF（经济点检、跨国犯罪、自杀对策推进本部、光州军民机场六方协商体、青瓦台再迁）的议题都具有高度跨部门性与政治敏感性，因而需要以总统端设题、TF项目化交付、统一口径的方式压缩协调成本并加速落地。

三、窗口期的形成：多数席位、民意加成与反对党失序

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内能以高密度节奏推进议题，并非只靠行政技术，更离不开一个阶段性的政治窗口。至少有五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降低了政策推进的摩擦成本。

党内集中：议程更统一、动员更顺畅。李在明政府在上任半年内之所以能以较高密度推进议题，一个重要前提是执政阵营内部更集中，议会结构也相对有利。多家评论将其归因于民主党长期围绕“亲李”格局运转：这使政府在设题、立法与预算动员上更容易获得党内同步配合。与此同时，随着议会优势形成，快速处理、压缩冗长辩论等程序工具的可用性上升，从而压缩了政策推进的政治摩擦成本。

民意加成：更强的承压能力与政策窗口。按韩国盖洛普在李在明就任满6个月时的调查结果，总统施政好评为62%，政党支持率呈现执政党优势格局——民主党43%、国民力量24%。这类“总统高支持率+执政党领先”的组合，往往意味着政府在议程设定、争议议题的承压能力上处于相对有利位置：政策推进的难点不仅在技术层面，更在于能否承受随之而来的政治摩擦，而较高支持率与执政党领先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其可操作空间。

议会结构：多数席位与程序工具降低“否决型摩擦”。以第22届国会为例，民主党拥有171席。在不少议题上，只要再与部分友好小党形成阶段性配合，预算案与一般法律案就更容易进入“能过关”的表决轨道（但距离修宪所需的200票仍有差距）。这与尹锡悦政府初期形成对照：当时多家媒体与事实核查材料提到，尹锡悦就任后约6个月内，政府向国会提交法案77件，但在国会本会议层面通过为0件，议会结构对行政议程的掣肘非常明显。相反，截至11月19日前后，这届政府“国政课题”相关法令已推进完成72件，其中法律48件已在国会通过，配套行政法规24件公布施行。